中国纪检监察报丨胜利山上再出发-延安纪检监察网

1935年10月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，并在此打响了长征最后一仗——“切尾巴”战役。图为陕西延安吴起胜利山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胜利会师雕塑。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

“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，一道道水，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；一杆杆的那个红旗哟，一杆杆枪，咱们的队伍势力壮……”当经典曲目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的歌声响起，仿佛将人们拉回1935年那个深秋。

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踏上远征，跨越逶迤五岭，攀越磅礴乌蒙，巧渡金沙江，强渡大渡河，翻越皑皑岷山，历经千辛万苦，付出巨大牺牲，终于抵达陕北。红星，从这里照耀中国。

行走在陕西延安、榆林这一片红色的土地、英雄的土地、光荣的土地，历史与现实不停在记者眼前交汇：回望当年，红军将士用双脚丈量险途，在险境中蹚出了走向胜利的道路；放眼今朝，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，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接续奋斗。

从万里远征到落脚陕北

长征征途漫漫，究竟向何处落脚，是一道生死攸关的考题。

1935年9月18日，中共中央率领红一、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。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获悉陕甘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。几天以后，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在哈达铺召开，对于长征向何处去的问题，这次会议给出了答案——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！

彼时，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“硕果仅存”的完整革命根据地，刘志丹、谢子长、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此开展武装斗争，各级党组织与苏维埃政权体系完备。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在永坪镇胜利会师，并合编组建红十五军团，根据地武装力量进一步壮大，为中央红军北上落脚筑牢了坚实基础。

翻越甘肃与陕西交界的分水岭，望着脚下连绵起伏的黄土沟壑，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，从江西算起到现在，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。走下山去，就进入第十一个省——陕西省了，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，我们的家了。

1935年10月16日，由红一方面军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，由毛泽东、周恩来等率领第一纵队，彭德怀、叶剑英等率领第二、第三纵队，分左、右两路进入定边县，定边县也因此被称为中央红军入陕第一站。随后就朝着陕北苏区核心区域行进，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。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、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。

中央红军到达吴起后，一路尾追的国民党骑兵师也到了苏区大门口。

绝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！10月21日，红军队伍在头道川、二道川、三道川以及平台山等地设伏，对敌形成合围之势，共击溃国民党骑兵4个团，毙伤敌军数百人，俘敌200余人，同时缴获大量战马、重机枪等武器装备。

红军经过长途行军很是疲惫，对当地情况又不熟悉，而敌人的骑兵师装备精良，为何“两条腿”能打赢“四条腿”？

“这既与红军将士的英勇善战有关，也与当地群众的支持密不可分。”吴起县长征胜利纪念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刘锦莉告诉记者，为了支援红军，当地群众不分白天黑夜集中大批粮食和生活用品，驴驮人背，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形成了多个川流不息的送粮大军。

这场战斗被称为“切尾巴”战役，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，也是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仗。毛泽东为具体部署和指挥了这次战斗的彭德怀赋诗一首：“山高路远坑深，大军纵横驰奔。谁敢横刀立马？唯我彭大将军！”彭德怀看后，把最后一句改为“唯我英勇红军”。

从黄土荒原到绿水青山

为了纪念“切尾巴”战役的胜利，当地群众将战役主阵地平台山改为胜利山。记者看到过一张1990年10月摄影师站在胜利山山顶上拍摄的照片，画面近处是裸露的黄土坡，几乎没有植被，胜利山对面的燕窝梁，平缓台地和坡地大多被开垦成了农田，一道道深切沟壑纵横其间。

早前，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初到陕北时，就对当地的地形地貌作了细致描述：“狂风暴雨将山丘冲得四分五裂，只留下光秃秃的山峰，深邃的山谷和倾斜度极大的谿谷——这片土地就像曾经被成群的鲸一般大的蜈蚣所抓裂和撕破了一样”。

这些画面的背后是残酷的生态现实：黄土高原历史上水土流失面积占总面积超过七成，年均输入黄河的泥沙高达16亿吨。据了解，新中国成立时，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仅约6.1%，恶劣生态让陕北农业发展与百姓生活都异常艰难。

刘锦莉就是土生土长的吴起人，她向记者回忆：“我们当地流传着民谣说‘山是和尚头，沟是千丘丘，三年两头旱，十种九难收’。可受制于吃饭、烧柴、饲养牲畜这些现实生存刚需，又不断倒山开荒、漫山放牧，由此陷入‘越穷越垦、越垦越穷，越牧越荒、越荒越牧’的恶性循环。”

转变发生在1998年，这一年，乘着国家“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”的战略东风，吴起率先在全国启动全域退耕还林还草，推行封山禁牧、舍饲养畜、荒山绿化，在黄土高原上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“绿色革命”。

赓续红色血脉的吴起儿女，骨子里镌刻着攻坚克难的坚韧品格，但凡认准要干的事，就咬定目标、一往无前。为推进植树造林，党员干部身先士卒，背苗上山、掘坑栽树、覆土浇水，广大群众拿起“播撒绿色”的铁锹，投身生态治理的热潮。

“我们这一代人都上山种过树，这是吴起人的共同记忆。”刘锦莉说。

寒来暑往二十余载，昔日荒山一点点褪去枯黄，逐步披上青翠，重度水土流失、土地沙化问题得到根本治理。

站在如今的胜利山上远眺，山峦叠翠、绿波翻涌。穿行山间，油松、刺槐遍布山野，山桃、山杏错落生长。当地群众向记者介绍，山桃、山杏的种仁可作为中药材和油料加工原料，每年可为农户带来一笔可观收入。

与吴起县相邻的榆林市定边县，同样是满目葱茏。定边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缘，“毛乌素”在蒙语中意为“坏水”“寸草不生之地”。可现在来到这里，已很难感受到这个地名原本的含义，连绵铺展的绿色令人印象深刻。

以中央红军长征入陕后途经的张崾先镇铁角城村为例，这里属于黄土丘陵沟壑区，过去水土流失突出、植被稀少，生态基础十分脆弱。但当地持续推进打坝蓄水、植树造林，累计栽植油松、樟子松、云杉1.4万株，实施退耕还林8634亩，生态得到有效恢复。

从烽火热土到火红生活

今年9月6日，G3998次复兴号列车从江西瑞金站驶出，一路向北奔赴陕西延安，长征出发地与长征胜利落脚点实现了高铁直通，这也是延安迈入高铁时代的又一新变化。

去年年底西延高铁正式开通运营，延安由此接入全国高铁网。记者曾实地体验，从西安到延安最快68分钟，从北京出发约5个半小时可达延安。列车上，既有延安本地乘客感慨：“祖辈出门要‘赶牲灵’，父辈坐大巴车、绿皮火车，如今我们坐上了高铁，心里头欢实得很！”也有外地游客难掩兴奋之情：“一直想到革命圣地延安看一看，奈何山高路远、辗转费时，有了高铁，今天终于圆了心愿。”

交通条件持续改善，带动旅游经济乘势而上。如今来到延安，既能观赏《再回延安》《延安保育院》等经典红色剧目，在金延安、延安红街等特色主题街区漫步，也能感受扭秧歌、打腰鼓的热烈民俗氛围，还能够见到苹果、大枣挂满枝头的丰收景象。

游客乘兴而来、尽兴而归，当地群众的日常生活同样多姿多彩。傍晚，吴起县长征广场上，孩子们围着音乐喷泉追逐嬉戏，一旁的家长坐下来悠然观赏夜景。跨过洛河桥，走到长征体育运动公园，球台前有市民结伴切磋乒乓球，足球场上少年奔跑着踢球。这些运动场地免费开放，成为当地人休闲健身的好去处。

交通改善、文旅兴旺，红火了产业，提升了群众生活品质，也推动老区民生事业不断向前，教育就是其中重要一环。

九十多年前的西北地区，接受教育对绝大多数人而言，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。埃德加·斯诺在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中这样记述：“除了少数地主、官吏、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。文盲几乎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。在文化上，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。”

这些年，陕北的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记者在定边县采访时，认识了一位叫李佳余的当地姑娘，她常说自己实实在在见证着时代向前的脚步，深深体会到国家对老区人民的殷殷关怀。李佳余出生于2002年，在她的记忆中，儿时温饱虽已不成问题，但家境依旧有些拮据，平日里肉蛋奶并不常有。直到步入小学，恰逢陕西省全面实施蛋奶工程，在校学生每天可以免费领到一盒牛奶、一个鸡蛋。

“我们这里老一辈不少人因为早年营养匮乏，身形普遍不高。到了我们这一代，得益于校园营养餐的保障，从小就能摄入充足营养。我身高接近一米七，身体素质一直不错。”李佳余说。

后来，她顺利考上大学，依靠国家助学贷款缓解了求学的经济压力。大学毕业后，李佳余选择扎根基层，到定边县杨井镇工作，符合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条件，进一步减轻了她的生活负担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李佳余八十多岁的爷爷心里格外欢喜，不住念叨：“多亏了党哩！咱庄户人家的娃娃，如今也有奔头，能活出个光景喽。”

从小生长在陕北，李佳余也亲眼见证着群众生活的变迁，其中一个直观感受就是国家持续加大教育投入，悄然转变了乡亲们的思想观念。如今，当地群众普遍都很重视子女读书成才。今年高考，仅李佳余工作的杨井镇就走出九十多名大学生。

在她眼中，革命老区乡村的幸福图景，不止写在年轻一代逐梦的故事里，更藏在乡亲们烟火日常的细微变化之中。“陕北农村越来越好，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。”李佳余说，过去村民住的多是土窑，依山挖洞、土坯糊墙，雨天渗水、雨季还有坍塌隐患，而现在农村流行的是新式箍石窑和砖混平房；早些年一到入夜，村里暗暗沉沉，可如今各村主干道都有了路灯，农闲时节乡亲们聚在亮堂堂的村文化广场扭秧歌、拉话话，别提多美了。

九十余载岁月流转，在这片热土上，革命先辈的理想正一步步转化为老区人民实实在在的幸福光景，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长征答卷。